极右与极左:欧洲政治惊爆“极化”现象6篇

极右与极左:欧洲政治惊爆“极化”现象6篇极右与极左:欧洲政治惊爆“极化”现象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9年第5期“失衡的极化”:当代欧美民粹主义的左翼与右翼*林红［内容提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极右与极左:欧洲政治惊爆“极化”现象6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极右与极左:欧洲政治惊爆“极化”现象

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9 年第 5 期“失衡的极化”:当代欧美民粹主义的左翼与右翼*林红［内容提要］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危机一再显露。在民粹主义的反全球化浪潮中，桑德斯现象与特朗普现象所代表的左右翼潮流引起高度关注。然而，已沉寂数十载的西方左翼政治未能借民粹主义浪潮而复兴，民粹主义日益与右翼的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主义合流，出现了左翼政治持续衰微与民粹主义全面右翼化的“失衡的极化”现象。经验分析表明，其原因一方面是社会支持结构变迁的结果。由于劳工与中产阶级的力量消长，左翼阵营选择轻劳工而重中产阶级的策略，右翼则转而寻求中下层的支持。另一方面在于议题选择与政治动员的差异。与左翼专注再分配与反紧缩议题不同，右翼阵营混杂阶级与民族议题，建构民族民粹主义，其动员效果远胜于左翼。民粹主义“失衡的极化”是新自由主义共识被打破之后政治重组的开端。［关键词］欧美民粹主义左翼右翼共识政治民粹主义是一种关于大众政治与精英政治复杂交织的全球性现象，有着特定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甚至政治策略与政治风格。然而，直到2016 年之前，在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出现的大约 150 年的时间里，绝大部分的讨论并没有将其置于左与右的政治谱系中。人们将美国总统大选中桑德斯、特朗普所代表的政治现象分别冠以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之称，将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和德国“另类选择党”称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把意大利“五星运动”党、西班牙“我们能”党划入左翼民粹主义政党范畴。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到了 2019 年的当下，当民粹主义一词在公共讨论中被提及时，越来越多地与右翼政治等同，指代反对多元文化、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右翼民粹主义，它不仅与本土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理念相关联，更与种族主义、排他主义、分裂主义等极端思想相呼应。*本文系 2019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当代趋势及其挑战研究”(项目编号:19BZZ041)的阶段性成果。这一政治变迁的背后，是一个需要深刻思考并回答的问题，即当 2005 年法国、荷兰公投反对欧洲宪法时，当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甚至当— 3 1 1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19.05.015

　2016 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举行“脱欧”公投时，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危机已经一再显露，这是已沉寂数十年的左翼政治的复兴机会，然而，为什么是右翼政治、右翼民粹主义最后占据激进政治的舞台?桑德斯之后，左翼民粹主义哪里去了?或许民粹主义的所谓两极化只是一个臆想的幻象，“单向极化”或“失衡的极化”才是其真实面貌，它折射出左翼政治的持续衰微和民粹主义全面右翼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一、左翼、右翼与民粹主义的政治谱系在人类政治史与思想史中，左与右是一对极其复杂的概念。“左/右的隐喻始于法国的 1789年国民会议，并被证明非常恰当”① ，当时的雅各宾派和圣劳伦派分列左右，在处理国王路易十六的问题上产生分歧。虽然这一历史起点给左翼(左派)与右翼(右派)留下了激进与保守的政治定位，但左与右的相对位置毕竟是偶然形成的，它们之所以成为一对无处不在的政治隐喻，应归因于这一隐喻所表达的政治区分。经过 200 多年的历史演进，左与右分别形成了哲学观与历史观迥然相异、政治与经济的政策主张完全不同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和政党阵营。在一般的政治常识中，左翼阵营及其主张常常与激进主义、社会主义、平等诉求、中下层取向等概念相联系;与右翼阵营及其主张相关联的则是保守主义、资本主义、自由诉求、精英取向概念等。但是，理论视野中的左、右辨识则复杂得多。1967 年，美国学者西摩 · 马丁 · 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斯坦 · 罗坎 (SteinＲokkan)提出“社会分歧理论”，认为中心与边缘、国家与教会、资产者与无产者、土地和工业之间的分野决定了欧洲政党的出现及其政党纲领的差异性。②这一理论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解释了左—右维度如何成为现代政治话语中的稳定要素，清晰区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与政党阵营。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博比奥(Bobbio)认为，现代政治的左右分野源自对社会平等的争论，左翼将不平等看成是由社会构建而成的，是社会变革的对象，主张通过积极的国家干预如再分配政策来解决;右翼将不平等看成是自然而成的，属于国家视界之外的，并且是很难根除的现象，因此左翼“具有较多的平等主义色彩”，而右翼“具有较多的不平等主义色彩”。③在博比奥看来，左与右的根本区别在于一个国家应该更重视社会平等还是个体自由。而在英国政治学家吉登斯的眼中，“左派———以及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代表现代化，放弃过去，承诺一种更加平等、更加人道的社会秩序———而右派则反对它，重新回到早期的社会制度”④ ，因此，主张变革的政治激进者通常被看做是偏左的人，他们反对留恋过去的保守主义的右派。概言之，激进和变革的左翼以“公正与平等”为旗帜，而保守和传统的右翼则竭力维护“法律与秩序”，它们在政治发展和思想演进的历史上一直泾渭分明、相互对立。然而，在 21 世纪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左与右的传统划分遭到普遍的质疑，它们的传统含义也日益模糊和交织，简单的激进与保守已经不能适应意识形态与政党集团的多元化，不仅两派标志性的主张变得界限模糊，在选举政治的驱动下不断向中间靠拢，而且左翼与右翼的内部出现保守、稳健和激进等复杂分野，这种情况推动了各国政党结构的分化组合，政党定位常常游移，政党体系的政治光谱日益复杂。尤其是 20 世纪 7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与 80 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共识，更深刻影响了左右翼的价值取向和阵营划分，在欧美等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战随着左翼主力军社会民主党日益保守化、中间化而偃旗息鼓，布莱尔的“新工党”运动接受了吉登斯理论中提出的“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⑤ 从而引领西方左翼政党的右翼化潮流，西方政党政治的左衰右盛态势自此出现。21 世纪初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深陷困境，表面上看是民主社会主义与本土保守主义(或者说桑德斯与特朗— 4 1 1 —当代资本主义①②③④⑤［意］诺贝尔托·博比奥《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 页。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Stein Ｒokkan，Party Systems and VoterAlignments:Cross － national Perspectives，New York:The FreePress，1967，p．554．［意］诺贝尔托·博比奥《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0—85 页。［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第 52 页。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普)从左右两翼发起了攻击，重新掀起了西方极化政治潮流，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左翼力量总体上严重式微，始终处于守势;右翼则日益激进化，右翼保守主义势力集结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极端思潮而强势崛起，成为当下欧美政治中的主导力量。对于民粹主义来说，左右分野并不是其 150年历史的主调，传统的研究甚至没有提出过左翼民粹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概念。其原因何在?历史地看，民粹主义现象从其形成之初起，本质上就是左翼取向的，是抗争性的左翼政治如社会主义运动的构成部分，在实践中常常与阶级性的工农运动和城市贫民运动密切联系，在当时，没有人意识到需要区分民粹主义与左翼民粹主义。一方面，从理念与主张上看，民粹主义在理念上表现出左翼色彩。“民粹主义的起点是人民民主要素，呈现为反对统治集团意识形态的一种对抗性选择”① ，它作为“唯一地诉诸和求助于人民群众的……运动和学说”② ，持鲜明的“人民史观”，相信普通民众、草根阶层的智慧、创造力和道德价值。基于这种人民信仰，民粹主义反对财富分配不公，追求社会平等，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加强国家宏观控制，扩大税收特别是提高富人的税收，提高公共福利，主张以公平为目标的再分配政策。这些理念与主张无疑是左翼的、激进的和倾向变革的。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拉克劳提出了为之辩护的观点，认为阶级与人民的辩证法、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是可以达到统一的，“没有民粹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最高形式只能是社会主义”③ 。另一方面，从历史实践上看，反对资本主义、垄断资产阶级以及整个上层的权贵精英等左翼主张是 19 世纪后半叶俄国民粹派、美国“人民党”、20 世纪初叶的美国进步主义者以及 20 世纪50 年代拉美庇隆主义者和其他民粹主义者的共同诉求，美国民粹主义活动家休伊·朗(HueyLong)的“共享财富”计划就具有最清晰不过的左翼色彩。不仅美俄和拉美的早期民粹主义运动具有这种反抗上层资本家阶级的草根政治、工农政治的色彩，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波及的东亚、东南亚和中东欧地区，也出现以激进的阶级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有着鲜明民粹主义色彩的民主运动。当然，历史上的民粹主义浪潮也不全然是激进的、进步主义的左翼，右翼保守主义的一面也时有闪现，这一面向虽然并非民粹主义运动的主流，但是奠定了与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本土主义相勾结的右翼民粹主义底色，其典型事件与人物如 1894 年美国排华法案和曾参加过四届美国总统选举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乔治·华莱士等。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德国新纳粹主义和玛丽·勒庞的国民阵线兴起之后，欧洲新民粹主义的右翼政治形态开始受到普遍关注。在后工业化、后现代化和后物质主义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共同作用下，这一时期欧洲政治的右转之势日益明显，极右势力不断扩张。虽然右翼民粹主义的概念还未正式引入，但基本主张已经提出，如保罗·皮可尼(Paul Piccone)等欧洲学者将法国的勒庞及其国民阵线的主张定义为民族民粹主义，即一种直接诉诸于民族的、共识的“认同性民粹主义”，他们认为勒庞的支持者们由20 世纪70 年代的“人民 vs 反人民”的评判标准转变为 90 年代的“法兰西 vs 反法兰西”，④ 掀起了一场反欧洲一体化、反欧盟、反移民的新民粹主义运动。苏黎世大学政治学教授汉斯·本茨(Hans Betz)认为，极端的右翼政党对公众情绪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利用与工具化，这使得人民对这些政党的定义无法简单地界定在激进主义左翼或保守主义右翼之上，所以应该把这些右翼势力的活动放到一种新型民粹主义的“显微镜”下观察。⑤右翼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新型民粹主义登场之后，一直在欧美政治中蛰伏，直到 2016 年，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公投等现象引起全球关注，右翼民粹主义的概念正式启用。民粹主义缺乏深厚而系统的意识形态，因此— 5 1 1 —当代资本主义①②③④⑤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Capitalism，Fascism，Populism，London:New Left Books，1977，p．173．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载于《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 1 期。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Capitalism，Fascism，Populism，London:New Left Books，1977，pp．196 －197．Paul Piccone and Gary Ulmen，“Populism and the New Politics”，in Telos，Vol．1995，No．103，1995，p．5．H． G． Betz，Ｒadical Ｒight － 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4，p．4．

　无论是与社会主义、进步主义结合形成左翼民粹主义，还是与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结合形成右翼民粹主义，都只是特定时代与环境的产物，正如意大利学者艾里克·琼斯(Enrico Johns)所说，“欧洲的民粹主义是机会主义的而非意识形态式的。民粹主义者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依环境而定”① 。在欧美的民粹主义政治人物中，无论是主张革故鼎新并许诺新的未来，还是追忆美好过去和捍卫民族传统，都有其特定的环境因素，单纯以激进性与保守性来区分并不完全准确。虽然民粹主义的左右翼之间有具体的尤其是政策层面的差异，如左翼反对紧缩政策和主张再分配，右翼反对开放市场和多元主义，主张民族主义和限制移民，但是共同的民粹主义之名，说明它们有共同的诉求，即在制度或体制层面上反对建制派精英对权力的垄断，主张人民或民族的权利。二、中产或者劳工:民粹主义左翼与右翼的支持结构变迁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反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目标的民粹主义浪潮开始席卷欧美，一度表现出左右两极的态势。然而，在西方左翼学者看来，这一波反全球化浪潮中的左翼民粹主义，并非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的复兴，最多只是桑德斯式民主社会主义的一时之兴，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左翼政治的衰微之势并未改善。由于选举竞争的需要，激进的左翼政党与极端的右翼政党都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有效的体制外动员机制，但它们在动员对象或者社会基础的选择上完全不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强调阶级性和平等性，注重劳工阶层和草根群体的支持;右翼则强调民族性和本土性，注重本国人或本民族的支持。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的新社会运动以来，左右翼的社会支持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这数十年间，不仅各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而且主要社会阶级的规模、力量和政治态度也有所改变，劳工阶级萎缩，中产阶级扩大。走民粹主义路线的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调整了它们的动员策略，对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葡萄牙社会理论家桑托斯曾将 20 世纪最后40 年视为全球左翼思想和实践陷于退化危机的年代，称其为“孤寂的四十年”。②西方左翼理论认为，劳工阶级萎缩是 20 世...

篇二：极右与极左:欧洲政治惊爆“极化”现象

论坛帮 ” 路线的性质错定为 “极右 ” 和 “ 假左真右 ” 的原因．

　就在于没有明晰地区划作为政治派别的 “ 左 ” 右和作为政治路线的 “左 ” 右，将错误路线同提出错误路线的政治派别的动机和错误路线产生的恶果混为一谈．甚至将错误路线等同于反革命阴谋活动在此前后． “ 四人帮 ” 的性质被迅速明确为 “极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 或 “ 极左的政治路线 ” ．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旋即成为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任务和主流话

　语。

　知识分子从思想、政治、组织和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地揭露了“ 四人帮 ”极左路线的表现和危害．如再次批判了 “ 四人帮 ” 在教育领域推行的以“ 两个估计 ” 和由此派生出来的诸多谬论为内容的极左路线⑩ ：

　着重揭露了“ 四人帮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的极左史学大肆歪曲和篡改历史． “缺乏起码的史德 ” ．力主进一步 I 炙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把被颠倒的史实再颠倒过来．同时批判肃清 ‘ 四人帮 ’ 极左路线在史学界的一些流毒 ”⑩ ；等等。有研究者深入概括了极左路线的特征：

　将毛泽东思想绝对化、

　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超越客观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过

　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全盘肯定或完全否定的绝对

　化思维模式、颠倒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形式主义泛滥等。⑩ 还有思想者就极左路线的性质属性明确指出，极左路线是党内的错误路线．是属于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其本质不是对抗的阶级斗争，只能用民主的、讨论

　说理的方法来处理。⑩ 以此为契机．思想理论界在回顾

　新中国 30 年历史的基础上．开始全面构建和反思中共

　党史上延绵不断的极左思潮的发展脉络和文化谱系在此期间．部分思想者进一步指出． “ 四人帮 ”极

　左路线极端夸大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随心所欲地

　改造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貌似比一切社会主义更

　加 “ 革命 ” ．其本质是陷绝大多数人民于普遍贫困的假社会主义． “ 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一种，就是马克思主义 ” ．因此我们要与 “ 四人帮 ” 的极左路线划清界限．就必须坚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准则的同时，突破长期以来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僵化认识，

　“ 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避免大的挫折。

　少走大的弯路 ” ． “我们已经耽误了多年宝贵的时光．不能再耽误了。然而要想不耽误时间，就必须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办事。

　也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⑩ 这些思想实际上已经触及如 4- ,-I 认识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促进了当时整个思想理论界 “ 回到马克思去 ” 思潮的泛起

　在此基础上．思想文化界还普遍认为．极左思潮泛滥并形成极左路线的根本社会历史根源．便在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文化未得以彻底清算，极左

　思潮与封建主义的关系得到更加深入的理解。

　有研

　究者撰文指出．林彪、 “ 四人帮 ” 的本质是一种封建专

　北京

　史制主义的再版，他们的 “ 理想国 ” 是靠小生产作为经济基础、闭关锁国作为条件、 “ 社会主义 ” 作为门面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王国．如此反动的社会专制主义与我国落后的经济、文化和顽固的封建残余思想密切相关， “ 今天，我们批判林彪、 ‘ 四人帮 ’ 的社会专制主义，如果不彻底根除它的思想源流和经济基础．那么遇到适宜的气候，还会长出新的毒瘤。

　” ⑩ 这一分析深刻地沟通了极左思想与封建主义之间的内在联

　系。⑩ 这种对 “ 四人帮 ”封建主义性质的确认和批判，

　有效地打破了从 “ 极右 ” 到 “ 极左 ” 这样近似于二元对

　立的认知模式．有利于深入理解 “ 四人帮一陛质乃至

　当代中国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同时．将极左与封建

　主义置放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下加以统合式

　的批判，既反对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意识，也猛烈批

　判极左政治运动中盛行的对个人意志的非理性专断．有助于呼吁重塑人的自由和解放．积极拓扬科学

　精神和民主原则。这些文化信念的形成不仅使 “ 反封

　建 ” 成为一个全民性口号．更为 20 世纪 8O 年代升华

　成 “ 新启蒙时代 ” 提供了认识前提．为新的现代性追求确立了奋斗目标和价值规范综上所述． 19 79 ~g x．和批判．从历史肌理上触及极端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层面．初步消解了这一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 带来了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结构的意义深远的修正和 -j-“ 四人帮 ” 极左性质的确认调整 ⋯ ⋯ 这种调整反过来对毛泽东刚刚逝世之后的中国政治环境又有着巨大的影响 ” ． “ 已在许多方面发展成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加以净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⑧ 。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迅速上升为主流话语．成为拨乱反正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与文化生态，为改塑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9 年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无疑具有重要且关键的历

　史地位和文化意义． “7 9 年是我国思想理论界空前活跃的一年，极左思想、极左理论已经风雨飘摇，没有多少市场了 ” ④

　四在 “ 四人帮，，． 1 生质认定问题上的观念演变和思想

　论争．实质上表征着不同的政治与文化势力在关于中国未来发展之理论基础问题上的深刻分歧．这种

　对于历史的不同阐释及其力量的消长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底色。“ 文化大革命 ” 结束后，

　尽管政治高层一度掌控着 x, -J “ 四人帮 ” 所谓 “极右 ” 性质的解释权．但敏锐的知识分子发现了其间存在的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和症结．开始逐步发现和批判 “ 四人帮 ” 的 “ 左 ”倾路线．并于 197 9 年最终完成了对 “ 四人帮 ” 极左性质的确认

　性质的论述与批判更是一脉相承。

　始终未曾断裂。正

　而对 “ 四人帮 ” 封建主义

　甫岢中． " n 19 在 d 如

　学术论坛是在对极左思潮的持续批判的基础上，知识分子形成了具有相对一致立场的文化群体，开启了批判蒙昧思潮和张扬现代理性的又一次启蒙运动。可见，尽管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知识分子群体在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尤其在政策制订方面的作用并

　不十分昭显．但至少在 “ 四人帮 ” 极左性质的发现和确认这一历史事件中．知识分子的确表现出特有的探索精神和质疑勇气他们在打破僵化思想禁锢和冲决文化禁区的同时．渐次突破和摈弃了长期在一

　体化思想环境中养成的思维模式．为推动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作出了独特的文化贡献。

　由此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作用和价值就在于，

　面临巨大的时代变迁潮流．即使他们不能迅速改变政治高层和整个社会的政治意愿和价值预设．那么他们也应该尽量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质疑那些被设定为不言自明的所谓 “ 公理 ” ．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的普适性．修正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提出属于自我的价值判断和问题意识．并积极参与新的政治共识的塑造和发展．从而实现知识分子的使命以及作为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因为知识分子很显然应该 “ 对抗 ( 而不是制造 ) 正统与教条 ” 。

　应该 “ 全

　身投注于批评意识。

　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

　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 ” ② 。从一个更为长远的视野来看．在政治势能的强大力量和社会局势的驳杂纷扰面前．

　知识分子应在坚守主体性的前提下．培育和拓展更为复杂的理论运思能力、更为敏锐的现实把握能力和更为优异的历史洞见能力。

　同时。

　知识分子也必须

　秉承和彰显共同的价值准则与超越意志．否则便永

　远只能依从某些预设完备的外在标准而随风摇摆

　总之，知识分子必须立足于自己的知识专业领域．来

　思考这个世界更加广泛的架构和更加宏远的脉络．

　“ 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断 ‘ 知识分子 ’ 与 ‘ 非知识分子 ’ 的尺度 ”① 。

　①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1976 年 12 月 25 日) 。

　②朱德发：

　《 “左派”的“空壳” 极右的实质——剥开江青 “正确路线的代表 ”、 “文化革命的功臣” 、 “文艺革命的旗手 ” 的画皮》，《山东师院学报) 1976 年第 6 期。

　③孙旭培：

　《 “四人帮”的假左派伪装和极右实质》，《人民

　日报 ) 1977 年 1O月 14 日。

　④王永安：

　《斥“凡事‘左 ’三分”》，《人民日报) 1977 年 11

　月 5 日。

　⑤嵇思：

　《彻底剥掉 “ 四人帮” 的假左派伪装》，《人民日

　报)1977 年 1O月 14 Et。

　⑥《抓住实质，分清是非》 (1977 年 4 月)。

　⑦李洪林：

　《揭批“ 四人帮” 是一场历史性大决战》，《历史研究)) 1978 年第 3 期 ⑧柳文超：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容篡改——批判“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动哲学基础》，《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 1期。

　⑨岳力：

　《 “ 四人帮” 假左真右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大敌》，《四川大学学报))1978 年第 3 期。

　⑩宋振庭：

　《论“ 四人帮”的出现和灭亡》，《历史研究))1978 年第 7 期 ⑩石竹：

　《评所谓“ ‘左’ 比右好”》，《光明日报))1978年 6 月

　9 日。

　⑩事实上，黎澍在 1977 年就撰文指出， “ 四人帮”代表了中国历史上极端保守、落后、反动的封建专制势力，这一势力及其背后的思潮与中国革命未彻底消除封建主义影响有根本联系( 黎澍：

　《评“ 四人帮 ” 的封建专制主义》，《历史研究)) 1977 年第 6 期) 这一认识极大地超越了“文化大革命 ”结束伊始的历史语境．具有极强的历史洞悉力。

　⑩“读者来信” ，《光明日报) 1979 年2 月 17 日。

　⑩黄水桥：

　《评 “ 四人帮” 在教育战线推行的极左路线》，

　《昆明师院学报) 1979 年第 2 期。

　⑩姜沛南：

　《评 “ 四人帮” 极左路线的产物——<五卅运动>》，《社会科学)) 1979 年第 4 期。

　⑩张明：

　《极左路线的特征及其根源》，《山东师院学报》

　1979 年第 5 期 ⑩《毛泽东同志逝世后的几个问题》 (1979 年 6 月)。

　⑩李洪林：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人民日报》

　1979 年 5 月 9 日

　⑩金樱：

　《评林彪、 “四人帮” 的社会专制主义》，《光明日

　报 ))1979 年 2 月 11 日

　①厉以宁曾就此指出：

　“极左的东西总是同封建的东西千丝万缕地纠缠在一起。最革命的词藻庇护着最黑暗的封建糟粕。社会主义本身是优越的，但践踏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由于他们惯于用革命的口号替自己身上抹上一层圣油．于是本来是封建的东西却变成了‘社会主义的’ 。”见厉以宁著：

　《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北京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124 页。

　③ 【美】

　威廉 ·A· 约瑟夫著，夏军等译：

　《极左思潮与中国

　( 1958- - 1981)》，东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78 、 279 页。

　⑦《分段解决毛泽东问题——回顾三年多来解决毛泽东问题的过程及展望》 ( 1980 年 3 月 6 日) 。

　②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著，单德兴译：

　《知识分子论》，

　北京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7、 25 页。

　① 【英】

　齐格蒙·鲍曼著，洪涛译：

　《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2 页。

　( 作者单位：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 1 0 0 0 8 0 1

　【责任编辑徐香花】

篇三：极右与极左:欧洲政治惊爆“极化”现象

党史 ·2012 年 4 期□吴志军从 “极右”到 “极左”：

　“四人帮”性质的确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界和思想理论界对“四人帮”性质的认识和确认经历了从“极右”到 “极左”的显著转变。

　正如思想史的转换大都表现为鲜明的渐进性而非突变性一样，对“四人帮”性质的定位也经历了复杂而丰富的认识过程。

　目前党史学界对这一转变的具体历程大都语焉不详。

　本文拟通过对大量历史材料的梳理与解读，重构并诠释这一拨乱反正时期重要的思想史事件，尤其关注知识分子在此进程中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展现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变迁大潮中的意义与价值。一粉碎“四人帮”后，新的中央领导人迅速将其路线确定为“极右”， “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 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 ”①，并从 12 个方面加以论证和解释，从而成为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重要指导原则和主要目标。

　此后，官方报刊连篇累牍地从批判“‘ 四人帮’篡党夺权” 的主观动机、“反革命的罪恶历史” 及其“阶级本性”、“腐朽生活”和“反革命政治纲领”等方面，强化论证“四人帮”是“极右派”。

　知识分子除配合这些方面的揭批外，还基于文化界的具体情况，着重从“四人帮”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的 “两个估计”、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 “文艺黑线专政”论、妄图打倒一切传统文化遗产的思想以及以“儒法斗争史”为中心内容的影射史学等方面，论述了 “四人帮”路线的“极右”性质。

　这种界定极大地加强了 “反革命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极右实质”的传统意识形态理念。将“四人帮”的性质确定为“极右”，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力图维持和延续“文化大革命”路线以及“要集中批‘ 四人帮’ ，连带批邓”的政治策略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表现出“左”的思想的惯性延承。

　它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语境和“两个凡是”的观念架构中展开其内在逻辑，不仅继承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所有的政治批判话语、方式和内容，在思维模式和语言结构上均保留着浓厚的“革命大批判”色彩，而且以很多未经确证乃至完全错误的史实和证据来刚性地比附预设的政治结论和教条，极大地模糊和迟滞了对于历史真相和因由的真正探究与反思，典型地再现了极左历史编纂学的鲜明特征。

　事实上，对“四人帮”所谓“极右”性质的批判，与“批林批孔”运动中对林彪集团“极右”性质的批判，不仅具有形式上的雷同，而且在精神实质上也极为相似，在一个特殊的问题领域里强化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力，导致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仍然维持了以往的错误结论和认识，使拨乱反正呈现极大的自我矛盾性和不彻底性。将“四人帮”的性质认定为“极右”，只是孤立地描述出这一政治势力背后的所谓“修正主义”的抽象特征，缺乏足够的事实经验和严谨的逻辑规范的有效支持。

　这种批判无论在复杂的理论层面还是单纯的宣传实践，都会引发一些实际困难。

　因此，与“极右”性质的认识相联系，当时政界和理论界也明确意识到“四人帮”至少具有“‘ 左派’ 的‘ 空壳’ ”②， “‘ 左派’ 伪装和极右实质…… 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③。

　到1977 年底，思想理论界开始批判“四人帮”具有“凡事‘ 左’ 三分”的倾向， ④并注意到“左”与右的路线具有同样的危害性，提醒人们要“看到‘ 左’ 倾与‘ 四人帮’的假左有一定的联系”，主张恢复既反右又反“左”的原则。

　⑤部分民间思想者则更早地明确指出， “四人帮”在认识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对象、动力和方法等方面呈现明显的“左”倾特征，因此“当前我们应该反对、应该批判、应该清算的是‘ 左’ 倾路线，是极‘ 左’路线，当前主要危险是‘ 左’ 倾危险，应该抓住极‘ 左’实质进行批判，进行清算。

　”⑥可惜这些对“四人帮”性质的新思想和新认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未得到广泛的关注、呼应和伸张，但这种批判的悄然转向在 1978 年得到了加强和延伸。二进入 1978 年后，在坚持“四人帮”性质为“极右”的认识前提下，政界和理论界将批判重点转向 “四人帮”的所谓“假左真右”。

　同年 2 月底，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四人帮”“推学术论坛18

　BEIJINGDANGSHI北京党史·2012 年 4 期行的是一条右得不能再右的极右路线，在表现形式上有极右的一面，也有极‘ 左’ 的一面”，必须彻底“揭露他们假左派、真右派的反动面目。

　”这对于进一步定位和批判“四人帮”的性质无疑具有较强的统摄性和指导性，思想理论界由此普遍将“ 四人帮 ”的 “ 极左”作为“极右实质”的 “表现形式”或“策略手段”来加以认识， “既揭它的实质，又批它的极左表现”， “这种极左正是极右实质的表现，正是达到极右目的的手段”⑦。

　研究者还将“假左真右”视为“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显著特征，并着重探讨和批判了 “假左真右”的哲学基础。

　他们指出， “四人帮”的反动言行全部以 “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我论和极端猖獗的形而上学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⑧，他们打着“反对机械唯物论”的旗号，极力夸大主观能动性，颠倒存在和思维的关系，大肆宣扬主观唯心论，自我膨胀至极点，一切以“我”为中心，一切为“我”而存在，把“我”的意志视为世界的主宰，奉行“ 一切根据需要”、“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哲学，具有很强的欺骗性。

　应该承认，通过对“四人帮”哲学基础的探究，为以后正确理解“四人帮”路线的性质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审视维度。与此同时，思想理论界将“四人帮”“假左真右”路线的形成缘由归结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中根深蒂固的“宁‘ 左’ 勿右”、“‘ 左’ 比右好”等思维及其卵翼下盛行的极左思潮，认为修正主义分为“左”和右两种，“左” 的修正主义比右的修正主义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危害更大，流毒尤甚。

　因此有研究者主张对“假左真右”的批判要落实到对极左的批判，并敏锐地意识到批判极左对拨乱反正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队伍中还有一部分同志，至今没有从极‘ 左’ 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心有余毒，心有余悸，前怕狼，后怕虎，因而对拨乱反正的措施认识不清，执行不坚决”⑨， “不批他们的极‘ 左’ ，就不能拨乱反正”⑩。

　思想理论界普遍揭露和批判了 “四人帮”煽动极左思潮及其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空前灾难，以及他们关于反修只能反右不能反“左”的谬论，总结和概括出 “四人帮”极左行为的具体实例和表现，主张要持续深入地清算“四人帮”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这才是真正要革命的表现”輥輯訛。

　在此期间，研究者指出 “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还具有浓厚的 “左”倾教条主义特征，主张联系林彪集团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历史来批判“四人帮”的极左行为，并开始初步勾勒自反右派斗争以来逐步发展的极左思潮的历史轮廓。

　所有这些对“四人帮”极左属性的思想认识，尽管服膺于“极右实质” 的大框架，但毕竟已逐步接近“ 四人帮”的真正性质，不啻为认识上的一种进步。此外，在逐步启动的拨乱反正进程和愈日泛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促动下， “四人帮” 的封建主义性也被逐步揭示出来。

　輥輰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即指出， “四人帮”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设置了诸多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我们要敢于触及，敢于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

　1978 年 7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民主和法制》，再次明确地将“四人帮”与“封建主义”联系在一起：

　“我们从‘ 四人帮’ 身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主义的阴魂”， “在一定意义上，肃清‘ 四人帮’ 的流毒和影响，就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和影响。

　”对“四人帮”封建主义性质的发现和确认，不仅比所谓“ 极右 ”和 “ 假左真右”的认识深刻得多，并且触及中共党史中某些带有结构性的深层次问题。

　它不仅关涉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认定和历史定位，而且也决定了 “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话语，因为“新时期”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便来源于将 “文化大革命” 等同于 “封建主义（复辟）”，进而将自身确定为重新“反封建”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西方启蒙运动发生文化承继性关联的新的历史时期，对“四人帮”封建主义性的确定显然具有关键节点的重要意义。由上可见，1978 年在理解“四人帮”的性质问题上呈现多种思路，其中既批判“假左真右”又着重批判极左思潮的矛盾样态，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在认知“左”与右的关系问题上的徘徊与惶惑。

　在此其间渐次形成的一种比较清晰的反“左”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当时中国社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批判意向，亦反映了拨乱反正进程的愈日深入以及 1978 年在拨乱反正史中的特殊性，为次年最终确定“四人帮”的极左性质铺垫了基础。三经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初两年多时间的思想积累，在 1979 年全面拨乱反正及其带来的民主与自由的政治社会环境的促动下，思想文化界对“四人帮”性质的认识迅速发生了变化。

　1979 年 1 月 23 日，《光明日报》发表金汶《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恶意推行的“左”倾路线》。

　文章明确指出，应当用实践标准判别路线是非及其归属， “右倾”和“假左”都不是对林彪、“四人帮”性质的科学概括， “左”倾才是林彪、“四人帮”机会主义路线的基本内容和特征。

　这篇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读者认为切中了林彪、“四人帮”路线的要害， “解决了人们普遍关心的大问题”輥輱訛。

　同年 2 月 28 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显扬、王贵秀《论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性质》一文，进一步指出：

　将“四人学术论坛19

　北京党史 ·2012 年 4 期帮”路线的性质错定为“极右”和“假左真右”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明晰地区划作为政治派别的“左”右和作为政治路线的“左”右，将错误路线同提出错误路线的政治派别的动机和错误路线产生的恶果混为一谈，甚至将错误路线等同于反革命阴谋活动。在此前后，“四人帮”的性质被迅速明确为“极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或“极左的政治路线”，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旋即成为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任务和主流话语。知识分子从思想、政治、组织和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地揭露了“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表现和危害，如再次批判了“四人帮”在教育领域推行的以“两个估计”和由此派生出来的诸多谬论为内容的极左路线輥輲訛；着重揭露了“四人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史学大肆歪曲和篡改历史，“缺乏起码的史德”，力主进一步“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把被颠倒的史实再颠倒过来，同时批判肃清‘四人帮’极左路线在史学界的一些流毒”輥輳訛；等等。

　有研究者深入概括了极左路线的特征：

　将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超越客观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全盘肯定或完全否定的绝对化思维模式、颠倒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形式主义泛滥等。

　輥輴訛还有思想者就极左路线的性质属性明确指出，极左路线是党内的错误路线，是属于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其本质不是对抗的阶级斗争，只能用民主的、讨论说理的方法来处理。

　輥輵訛以此为契机，思想理论界在回顾新中国 30 年历史的基础上，开始全面构建和反思中共党史上延绵不断的极左思潮的发展脉络和文化谱系。在此期间，部分思想者进一步指出， “四人帮”极左路线极端夸大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随心所欲地改造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貌似比一切社会主义更加“革命”，其本质是陷绝大多数人民于普遍贫困的假社会主义， “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一种，就是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要与“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划清界限，就必须坚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准则的同时，突破长期以来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僵化认识，“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避免大的挫折，少走大的弯路”， “我们已经耽误了多年宝贵的时光，不能再耽误了。

　然而要想不耽误时间，就必须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办事，也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輥輶訛这些思想实际上已经触及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促进了当时整个思想理论界“回到马克思去”思潮的泛起。在此基础上，思想文化界还普遍认为，极左思潮泛滥并形成极左路线的根本社会历史根源，便在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文化未得以彻底清算，极左思潮与封建主义的关系得到更加深入的理解。

　有研究者撰文指出，林彪、“四人帮”的本质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的再版，他们的“理想国 ”是靠小生产作为经济基础、闭关锁国作为条件、“社会主义”作为门面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王国，如此反动的社会专制主义与我国落后的经济、文化和顽固的封建残余思想密切相关， “今天，我们批判林彪、‘ 四人帮’ 的社会专制主义，如果不彻底根除它的思想源流和经济基础，那么遇到适宜的气候，还会长出新的毒瘤。

　”輥輷訛这一分析深刻地沟通了极左思想与封建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

　輦輮訛这种对“四人帮”封建主义性质的确...

篇四：极右与极左:欧洲政治惊爆“极化”现象

欧洲政坛右转：

　社会民主主义面临挑战

　[论文关键词]欧洲政坛左翼与右翼社会民主主义

　 [论文摘要]欧洲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发源地和大本营。

　冷战结束后，在世界社会主义暂时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欧洲社会民主党却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第三条道路” 为标志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神奇回归”。

　然而，进入 21 世纪以来，欧洲政坛“右转” 现象不断加深，社会民主主义面临严峻挑战。

　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欧洲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必将对欧洲政坛的近期走势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和主要的思想流派，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战后，社会民主党在欧洲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他们在议会内外为争取劳动群众的利益进行了卓_有成效的活动并推动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劳工的政策，把资本主义政府的某些社会政策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推进了一步，社会民主党也因此在欧洲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暂时处入低谷，社会民主主义也一度受到很大冲击，但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纷纷实现了“政治革新”，其打着” 新中派” 旗帜实行的以“第三条道路” 为标志的改革政策被认为是欧洲左翼政治力量复兴的一次重大胜利。

　然而好景不长，进入 21 世纪以来，社会民主党的各项政策却陷入了困境。

　一、欧洲社会民主党面临挑战：

　在政治选举中一再失利

　进入 2l 世纪以来，欧洲政坛局势急转直下，社会民主党不但在国内的政治选举中一再失利，而且在欧盟机构中地位也有所下降，这一局面首先体现在世纪初欧洲一些国家的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中。

　2001 年 5 月，意大利举行了全国大选，以意大利力量党等中右派政党组成的自由之家击败了由左翼民主党等中左党派组成的橄榄树联盟上台执政；在 2001 年 9 月的挪威议会选举中，执政的工党仅获得 24、 4％的选票，创下了自 1927 年以来的最低得票记录；同年 11 月，丹麦在野的自由党为首的政党集团以较大的优势赢得选举，而连续执政 8 年的社会民主党在这次大选中只赢得了 29． 1％的选票，比上届大选减少了 6． 8％。

　2002

　年 5 月，法国社会党不论在总统大选还是随后而来的立法选举中一再败北：

　其社会党领袖若斯潘在总统大选的第一轮选举中即被淘汰出局；社会党在议会中只获得 138 个议席，传统右翼势力以压倒多数大获全胜，共获议席 393 个，法国左右共治的局面宣告结束。

　无独有偶，在 2032 年 5 月的荷兰议会大选中，荷兰工党仅获得 l5． 1％的选票，与 1998 年相比下降了 13． 9 个百分点。

　在德国 9 月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组成的红绿联盟也是一路险象环生，最后仅以 11 个席位的优势侥幸胜出。

　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颓势在近几年来并没有得以扭转：

　2005 年 2 月，丹麦政府大选宣告结束，原中右执政联盟的自由、保守两党共获得 71 个席位并顺利获得连任，其中自由党以 52 个席位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地位，社会民主党作为主要在野党仅获得 47 个席位，比上届又减少 5 席。

　2007 年 11 月丹麦议会选举结果揭晓，右翼政党集团第三次赢得了选举，获得了议会 179 个议席中的 94 席，拉斯穆森领导的右翼联合政府将继续执政 4 年。

　2007 年 5 月，法国举行总统选举，社会党候选人罗亚尔不敌右翼人民运动联盟候选人萨科齐，再次在选举中败北。在英国，执政的工党在 2004 年 6 月的地方市政选举中遭受了英国有史以来执政党在地方所遭受的最惨重失败，损失了 460 多个议席，得票率跌至第三位，居两大反对党之后。

　2OO6 年 5 月英国工党又在地方选举中丢失 319 席，仅获得 26％的低支持率。

　2008 年 7 月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的局面继续上演，甚至痛失稳控60 年的苏格兰地方议会议席。

　而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工党支持率滑落到 23％，是 1943 年以来最差的一次，在野保守党相对却有 45％的支持率。

　如此艰难的局面使工党在明年的大选中如履薄冰，政局汲汲可危。

　在目前欧盟 27个成员国中，社会民主党单独或联合执政的政府只有 10 个，而在有些联合政府中，社会民主党并不占统治地位。

　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失利不仅表现在国内政治选举的惨败，而且表现为在欧盟一些主要机构中政治地位不断下降。

　尽管在世纪初欧洲新一轮政治序幕拉开之前，就有不少学者对欧洲社会党的政治前景就做过不太乐观的预测，但是几年来这样的选举结果还是让不少学者为之震撼，有关“欧洲政坛要变天”、“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终结”、“第三条道路已经失败” 的争论和疑惑纷纷产生，在此，笔者认为，近年来欧洲政治右转现象的出现是在国际经济形势恶化和和 9·11 事件后的特定政治背景这样一个国际大

　环境下发生的，右翼势力的抬头的确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带来了一定的政治动荡，但是它不会使欧洲的政策发生实质性的方向转变，轻言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失败也许为时过早。

　二、欧洲政坛右转原因探析

　造成欧洲政坛右转的原因是复杂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球化浪潮中欧洲的极端民族主义、排外情绪不断发展，极右势力得以利用移民问题大做文章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末以来全球化发展的势头进一步加快。

　目前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和反映并不一致。

　在关于对全球化的种种争论和界定中，笔者比较赞同阿兰· 鲁格曼的观点，这位英国学者在《全球化的终结》一文中谈到“当今全球化的观念的首要误区”“就是用一种超经济学的理论方式，如人类社会学的、国际政治学的、社会哲学的和文化的方式，无限制泛化了的全球化的概念内涵。” 心，目前意义上的全球化虽然其后果不免涉及到政治的、文化的领域，但主要是由大国跨国公司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相反，在政治和文化的层面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现象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统一进程中的分裂和断层。

　这其中，由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引发的极端民族主义、种族排外主义浪潮不断高涨，在西方国家，由外来移民引起的政治上的分裂和分歧已成为重要问题，对于欧洲这样一个民族主义国家集中的典型地区，加之近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民众由此产生的这种心理现象更为严重。

　我们知道， 1999 年极右政党在奥地利选举中获胜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其政纲中提出的“没有移民” 的口号，而 2002 年法国大选几乎重演了几年前的这一幕。

　极右翼“国民阵线” 候选人勒庞居然在第一轮总统大选中以 16． 86％的得票率击败若斯潘进入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被法国和欧洲上下称之为“政治地震”。

　即使在遭到“全面封杀” 的背景下，他依然能在第二轮大选中获得 17． 79％的支持率，其为竞选提出的主要口号是“法国和法国人优先”、“退出欧盟”，主张赶走一切外来移民。

　他们把本国经济形势恶化、社会动荡、失业率上升等问题统统归因于外来移民问题，以此抨击现存政府的政策不利。

　2007 年法国总统大选，萨科齐提出的收紧移民政策、严打非法移民的措施再次让他吸引了大量中下层选民的支持。

　在 2002 年荷兰大选中，极右翼政党的代表人物富图恩也正是凭借其反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的强硬立场获得了荷兰选民不断增加的支持。

　在丹

　麦， 2001 年右翼自由党赢得大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极右翼人民党结成联盟，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提出了激进的排外口号以迎合排外隋绪。

　(二)政党政策趋同现象使社会党的竞选纲领难有创新

　虽然欧洲是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但长期以来，其政治格局一直在左、右翼两大派别之间摇摆，可以说是“多党两极格局”。

　如果从执政风格和具体的方针看，两大派别仍留有不同的特点，存在一定的差别。

　但是即使在两派对立尖锐的时期，他们各自的阵营内部也存在温和、保守、自由派别之分。

　而长期的政党斗争实践已使他们认识到：

　没有一种单一的政策可以涵盖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所以在保留本党特色的同时，必须借鉴他党行之有效的政策为已所用。

　在政治对立化的斗争中，势力渐衰的一方通常会试图接受反对派的某些观点，并且将其作为自己的主张进行宣传。

　失势一方的经典战略就是“综合对立的立场，通过吸收对手的观点并将其中性化，从而达到尽可能保留自己立场的目的。”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超越左与右》一书中提到一个看法：

　社会主义变得保守了，保守主义变得激进了。

　左和右的区别仍然存在，但是这一区别的意义已经和过去不同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新问题并不明显地属于左翼或右翼，欧洲复杂多样的阶级结构、宗教信仰、社会心理、民族成份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

　这种多元化发展的长过程和最终结果反映到政治生活中就是党派利益渐渐磨合、不同纲领政策相互吸引、相互趋同。

　以法国为例，由于三度左右共治，左右两党的政策趋中化现象更为明显。例如，若斯潘于 2002 年 2 月 20 日宣布参选，提出了建设一个“活跃、安全、公正、强大的现代化的法国” 的竞选口号。

　3 月 14 日，希拉克在《我对法国的承诺》的竞选纲领中，提出了建设“伟大的法国、团结的法国” 的竞选口号，而比较两党在此次大选中对恢复经济、政治改革、打击犯罪、增加就业及社会福利等方面提出的对策，除了具体表述的差别，我们几乎看不到实质意义上的区别。

　既然“谁都有好牌，谁也没有王牌”，选民投票给哪一派也就降低了意义。

　(三)个人主义思潮的回升和选民政治意识的淡漠增大了大选变数

　西方国家实行选举制，本义在于通过扩大选民政治参与度保持民众对国家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也可以提高政治的透明度，然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选民对政治的淡漠却有增无减。

　随着信息科技革命的发展以及网络的普及，西方资

　本主义的发展进入被有些学者称之为的“后工业社会” 或“后现代社会”，强调关注个陛、保持生活方式、文化方式多元化的一个个人主义时代似乎重新来临。在 2002 年法国总统大选期间，两轮选举弃权率达到 28． 44％和 20． 29％；在议会第一轮选举中弃权率则高达 36％。

　在法国年轻人中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据法国易普索斯统计局对参加 4 月 23 日巴黎、奥尔良、蒙彼利埃、图卢兹反勒庞游行的 6 万名法国青年进行的调查， 18 岁至 24 岁的年轻人有 37％没有参加投票。” _l4J 而在参加投票的人群中，有 1／ 3 的选票投给了极右势力。

　在英国，近年来地方选举投票率逐年下降，在 2004 年的地方选举中，投票率只有 37％。E53 从欧洲议会的选举投票看， 1979 年民众的投票率高达 62％， 2004 年却下降到 45％，而到今年 6 月的 H 议会大选投票率只有 43． 39％，创下历史最低水平。在此之前，根据 4 份的一份民意调查皿示，有 53％的选民表示不感兴趣， 62％的选民称投票毫尤意义。

　l 从以上数据难看出，选民对民主权利的视同儿戏和对政治的冷漠态度不能不反映了欧洲社会深刻的民主危机并可能对其造成损害。

　近年来欧盟宪法条约在一些国家被否决以及一体化进程遇挫不能不说是这种民主信任危机的体现。

　(四)世界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使有些国家社会党

　政府预期的经济发展目标和社会政策难以实现自 2001 年春季以来，由于美国“新经济” 的破灭和日本经济的“滞胀” 趋势进一步加深，世界经济已经呈现衰退趋势，而同年 9 月发生的多起“恐怖事件” 无疑更使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直接影响到欧洲经济的复苏， 2001 年欧盟的经济增长率原预测为 3． 5％，后来调整到 2％，再后调整到 1． 7％，而这一年实际的增长率却仅有 1． 6％。

　最近几年，欧盟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 1％2％之间徘徊，呈现经济增长乏力、竞争力下降之势。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加剧无疑使原本低迷的欧盟经济雪上加霜。

　根据欧洲央行的预测， 2009 年欧元区国家的 GDP 增长率将为一 1％，也就是 C-DP 出现负增长；而经合组织的预测则更为悲观，如果算上所有欧洲国家的话，实际 GDP 的负增长可能达 2 到 3 个百分点。

　7_在欧元区，实践证明，人们对由欧元的启动带来的增长活力的预期过于乐观，相反由于石油和食品价格的上升、疯牛病和口蹄疫的爆发使欧元趋向疲软，群众日常消费能力大幅下降。

　就欧盟的几个主要国家的具体情况来看，在法国，客观地讲，自社会党 1997年上台执政以来，其经济形势是远远好于西欧其他国家的，其经济增长率几年来一直保持在 3％以上：

　1998 年为 3． 5％， 1999 年为 3％， 2000 年为 3． 3％。

　|8j(n踟)社会党政府实行的其他几项改革政策也初见成效。

　但是从 2001 年开始，法国经济出现衰退，法国政府原来预测 2001 年法国的经济增长可能达到 3． 3％左右，但是实际增长却比预期低了整整一个百分点，此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这不仅给社会党的改革政策以当头一棒，使其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难以兑现，而且由经济衰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再度爆发，形势动荡，政府在短时期内又无力扭转局面，选民对现存政府的失望和不满情绪也就应时产生了。

　在英国，布莱尔执政初期曾经创下经济增长率 3％以上的骄人成绩，但是布朗政府上台后的两年，英国经济则面临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严重衰退，特别是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英国虚拟及实体经济均受到严重冲击。

　根...

篇五：极右与极左:欧洲政治惊爆“极化”现象

卷第5期文化与传播 Vol.4 No.52015年10月 Culture & Communication Oct. 2015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剧”，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业界未有统一定论。关于它的提法和定义，笔者首见于王新民的《中国当代戏剧史纲》一书。书中这样阐述：

　“在国际‘反修’斗争大背景下，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从此，中国的城乡便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国的戏剧舞台便开始出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教育剧。”书中将“社会主义教育剧”的内容概括为：

　“向全体国民宣传和强化阶级斗争理论，同时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教育的对象是全体国民，但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出发，教育的重点主要是年青的一代。”［1］P193 书中同时“根据作品与阶级斗争理论的关系”，将“社会主义教育剧”分为了三类：一是丝毫不顾生活真实，一味图解阶级斗争理论，演绎政策，宣扬错误路线的剧作，如扬剧《夺印》等；二是作者从生活出发，剧中的冲突、人物都有一定的生活基础，但由于错误思潮的影响，作者不自觉或被迫“拔高”主题，以符合阶级斗争的理论，从而使剧作陷入“左”倾错误路线之中，如《千万不要忘记》等；三是能从生活出发，并不勉强把一切矛盾都拔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也不企望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而是认真按照艺术的规律描写生活，塑造人物和提炼主题，从而成为不可多得的戏剧佳作，如《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王新民的上述三种分类，更多的是从创作现象考虑，并没有跟进深入的历史分析。他将《霓虹灯下的哨兵》同《第二个春天》《年青的一代》《远方青年》等作为戏剧佳作考虑，显然是从创作现象中得出的结论，而对这类剧作沦为政治运动工具的性质，以及价值观上“反启蒙”、 “非人化”特征等等，缺乏应有的分析。这与董健在《戏剧与时代》中评价的出发点明显不同。《戏剧与时代》虽然也承认这批戏剧在成败得失上不尽相同，肯定《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二个春天》等剧目在题材选取、性格描写和艺术表现等方面有所创造， “在‘技术’层面上，大都用功颇深”；但同极左还是极右？—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剧”的解读杨智摘要：新时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剧”的价值和历史定位，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当代戏剧史上， “社会主义教育剧”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处于一种晦暝不清的地位。笔者认为， “社会主义教育剧”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生，其远离“五四”文化传统，摒弃现代启蒙意识，沦为政治斗争工具，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极左戏剧。关键词：社会主义教育剧；极左戏剧；反修防修剧；阶级斗争中图分类号：I234 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15-10-05作者简介：杨智，广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广西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合同编号：XBS100021）84

　杨智极左还是极右？ —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剧”的解读戏剧文化与传播时指出，这些戏剧从总体上看， “在‘精神’层面上，即对‘人’的思考上，大都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限制，舞台形象的政治符号性在各剧中不同程度地压抑着人在具体环境下的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这些戏都号称‘现代戏’，却不能以现代的眼光真实地揭示现实”。［2］P95 也就是说，董健在《戏剧与时代》一书也肯定这批戏剧在编剧技巧等方面值得称道的地方，但对这批剧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性质，以及价值观上“反启蒙”、 “非人化”特征，均持否定态度，给予了无情的批判。与此同时，因为这批戏剧的“反对修正主义”的背景，董健在《戏剧与时代》中将之称作“反修剧”［2］P95 。出于同样因素的考虑，他在和胡星亮主编的《中国当代戏剧史稿》一书中，还将它称作“反修防修剧”。［3］P25王新民、董健德高望重，二人对“社会主义教育剧”的定义，在业界具有代表性。虽然二人观点存在着明显差异，但有一点却可形成共识，即“社会主义教育剧”是1962年底至“文革”前的那一批戏剧，主要指话剧；且未将其与“十七年”其他戏剧相并论。（一）新时期伊始，人们对“社会主义教育剧”评价不一，一种明显占据上风的是将它同整个“十七年”戏剧史混在一起进行评价，对整个“十七年”戏剧持完全肯定态度。这里面就包括“社会主义教育剧”。有认为“十七年”戏剧艺术的“大发展、大提高，是以革新力量为主力，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同各种各样的保守势力和粗暴作风进行两条战线的韧性战斗的结果”［4］；有将1962年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与“社会主义教育剧”的产生构成一对因果关系，等等。1979年11月，赵寻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报告中这样认为，从1962年年底开始，话剧舞台上陆续出现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第二个春天》《南海长城》《激流勇进》《七月流火》《雷锋》《年轻的一代》《豹子湾的战斗》《英雄工兵》《代代红》《不准出生的人》《电闪雷鸣》等“优秀剧目”， “这批剧目无论从题材、主题和形式上都有新的突破和新的追求。这是建国以来话剧艺术的新成就，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话剧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广州会议以后，不仅话剧获得丰收，戏曲工作也出现了新的局面，特别是在编演现代戏方面。广大戏曲工作者积极性很高，进行了许多新创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像豫剧《人欢马叫》，沪剧《芦荡火种》，花鼓戏《打铜锣》《补锅》，曲剧《游乡》都是那几年出现的优秀现代戏。1964年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更是集中地检阅了那一两年来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成绩。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可喜收获。如《红灯记》《芦荡火种》《节振国》《六号门》《杜鹃山》《奇袭白虎团》《红嫂》《黛诺》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新成果。”［5］P15801977年11月，在中国第四届文代会上，周扬在会上所做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中，提出“我们应当重视革命现代戏的成果，决不能因为‘四人帮’曾经窃取和歪曲这些成果并荒谬地封之为‘样板戏’，而对它们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我们要彻底清除‘四人帮’强加在它们身上的污染，正确总结革命现代戏的经验，使它们重放光彩”。周扬讲这番话时，尽管是就当时社会各界对“革命现代戏”现状议论的一种官方表态，但他显然对“样板戏”创作本身持肯定的态度，而且还将建国后至1962年10月这段时间的戏剧、 “社会主义教育剧”和“样板戏”在本质上未作区别，统称“革命现代戏”。对于“革命现代戏”， “文革”之后在文化部的官方文件中，仍在要求对它“要大力地宣传和鼓励，对新创作和演出的现代戏剧目，要积极支持，不要求全责备”。［5］P1580造成上述现象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文革”时期的“革命现代戏”沦为政治工具的性质缺乏足够的认识。列宁在“党的文学”原则定义时，认为“坚持还是反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历来是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6］，认为文艺应成党的事业一部分，成为它的“齿轮和螺丝钉”。［7］P647 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也为人对其机械照搬留下托词与借口，因为理论毕竟应该联系实际。这种现象，在新时期之后具有一定普遍性。冯牧曾撰文赞扬“社会主义教育剧”，认为在1963年至1964年那段时期“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第二个春天》《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年青的一代》《雷锋》等，反映了我们时代的声音，把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先进人物、先进思想那样深刻地、生动地通过艺术形象推上舞台、推上银幕，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8］对于话剧《雷锋》，197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第一通讯总站评论组曾撰写题为《红旗永不倒，光辉永不灭 — —喜看话剧〈雷锋〉》的评论文章，发表在《人民戏剧》1977年第4期上。文章认为这个85

　杨智极左还是极右？ —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剧”的解读戏剧文化与传播戏“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感人的艺术形象，成功地塑造了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高大形象，深刻地揭示了雷锋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境界”，但对当年《雷锋》一剧推出的时代背景、政治目的、文化影响等等，显然未能作出充分考虑。1978年，周扬、郭汉城均撰文肯定《朝阳沟》，郭汉城认为“《朝阳沟》这样一出好戏，竟然被‘四人帮’压了十几年”［9］，对此，周扬也持相同观点。对于《朝阳沟》，推行极左路线的江青等认为它是“自然主义”，描写“中间人物”，［9］即不够极左。周扬认为《朝阳沟》使“大跃进年代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烈情景又映现在我们眼前，引起了我们对过去生活的种种回忆。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10］这样，周扬的文章反而是对《朝阳沟》的极左思想予以肯定。显然，周扬本人在此至少对当时曾风靡五六十年代的左的思潮缺乏足够的认识。综上所述，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剧”，至少有两种值得商榷的解读方法：一是将它与“十七年”时期其他戏剧混为一谈， “社会主义教育剧”还没有得到戏剧历史位置的准确把握；二是这一现象仅仅被看作是创作现象，还没有被作为历史现象看待，因此，它的政治意义、文化意义还没有得到论说，这就导致它的面貌不清，一种左的认识还没有得到清算。这种左的认识就是：阶级斗争是必要的， “反修防修”是正确的，提倡做“共产主义新人”是理想的文化高峰，所以，那段时间的剧作尽管有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倾向，但其积极意义是不能否定的。（二）1960年5月，《戏剧报》发表社论《话剧艺术的战斗任务 — —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等，应视为“社会主义教育剧”通常意义上的诞生背景。但是，纵观历史不难发现， “社会主义教育剧”不是从戏剧创作出发提出来的，而是从政治角度考虑出台的。1963年初，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闭幕后，党在大政方针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一是在国际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二是在国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前者进行舆论导向和精神引导，后者展开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而配合“社教运动”的戏剧就叫“社会主义教育剧”。也就是说， “社会主义教育剧”一开始就是政治斗争形式的一部分，这和在它之前的戏剧有着明显的区别。实际上，1962年5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之后，戏剧界整体偏向极左，写阶级斗争成为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这个过程说明了“社会主义教育剧”应政治运动而生的深层背景。以这样的视角定义“社会主义教育剧”，就可以这样解释为， “社会主义教育剧”是指1962年10月至1965年12月，国内戏剧界在主流意识形态推动下，出现的一批“反修防修剧”，旨在“向全体国民宣传和强化阶级斗争理论，同时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1］P193 。这种解释也决定了“社会主义教育剧”作为戏剧的创作主题，一切以“社教运动”为圭臬，为“社教运动”服务，也就意味着它的创作只能是在阶级斗争、 “反修防修”旗帜下去营构一系列的政治斗争理念，诸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知识分子工农化”等等，这种创作背景是催生“社会主义教育剧”创作主题的直接原因。扬剧《夺印》是较早推出的“社会主义教育剧”。该剧写的是苏北里下河地区小陈庄生产大队队长陈广清经不住坏分子陈景宜一伙的腐蚀拉拢，被“篡夺”了大队领导权。大队生产由此一再滑坡，大批稻种失窃，社员生活贫困，情绪低落。公社党委派来优秀共产党员何文进到大队任党支部书记。陈景宜一伙对何文进先是拉拢，继而离间他和群众的关系，最后煽动群众闹事，竟至杀人灭口。但何文进有着较高的阶级斗争觉悟，他进村后便与普通百姓站在一起，多次拒绝陈景宜一伙的拉拢腐蚀，最后一一挫败了他们的阴谋，夺回了象征大队领导权的“印把子”。该剧通过何文进和坏分子陈景宜的矛盾冲突，意在向人们展示所谓现实生活中的农村阶级斗争图景。正如东方明在文章写道，该剧在告诉人们“目前农村中，还存在着隐藏的，但是尖锐的阶级斗争”。［11］这出戏由于紧密配合了“社教运动”及当时阶级斗争理论的宣传，从而很快成为轰动一时、炙手可热的剧目，由扬剧改编为话剧、歌剧乃至电影，并被各种剧种移植演遍全国。但是，这出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的戏剧，剧情及人物设置令人质疑处颇多。戏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均有根据当时阶级斗争需要人为设置的痕迹。大队党支部书记何文进在剧中一上场，俨然一副党的化身形象出现。他一进小陈庄，便被大队长陈广清引进了坏分子陈景宜的家 — —陈家门楼。陈景宜等布置好茶、烟、酒、菜和“松软的被子”，企图拉他下86

　杨智极左还是极右？ —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剧”的解读戏剧文化与传播水。但他很快觉察到陈景宜的计谋，于是迅速地抽身离去。陈景宜等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提出分稻种为他设下圈套。他果断制止了大队长陈广清附和陈景宜等人的错误决定，依靠胡素芳等人挫败了陈景宜等人的阴谋。当陈景宜等坏分子栽赃陷害胡素芳时，又是他及时赶到，使陈景宜等人吃了败场。他深入群众，访贫问苦，依靠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等等，因为有他在，才保证了与陈景宜等坏分子斗争的最后胜利。相形之下，作为陪衬的大队长陈广清要“糊涂”得多。在剧中，如果说他把大队的财权、粮权交给了“陈家门楼”，出于同姓等原因还可以解释，那么在剧中的整个盗种事件中多次被陈景宜等人利用，直到最后才悔悟过来。这在建国后左的路线推行了多年的农村，其“糊涂”的程度让人难以置信。而贫农陈友才这个人物的设置，也是疑点颇多。他在陈景宜等坏分子胁迫下，两次参与了偷窃盗种事件，被偷窃的稻种是三千斤，用船藏在黑鱼嘴芦苇荡，这种助桀为虐的行为，其真实性有...

篇六：极右与极左:欧洲政治惊爆“极化”现象

极右风潮背后的跨大西洋暗流

　自 2017 年以来，极右政党接连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大选和地方选举中攻城略地，重据欧洲政坛一席之地。这不禁让很多人想起 1929 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后，极右势力在欧洲大陆迅速崛起，最终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浩劫。

　欧洲极右风潮汹涌不止，挖掘其背后的动因，仅着眼于欧洲已然不够。而从跨大西洋关系的视角对其加以考察，历史和现实则给我们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

　美国能够屡屡在危机后实现国力跃升，长期保持兴盛，原因多种。其中之一就是，美国四处制造混沌，并利用自身“大陆岛”的优越地缘政治条件从别国渔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私人银行家执行“道威斯计划”，贯彻美元外交，借此既维持了苛刻对待德国的凡尔赛体系的运转，同时其中的债务循环机制还造就了美欧之间的经济、金融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让美国在 1929 年大萧条前夕成为占据当时世界工业总产量 40%、世界黄金储备 50%和国际贸易总量 16%的经济巨人。到 1945 年混沌化为秩序之时，美国不仅垄断核武器，还坐拥强大的常规军力，其国民生产总值相比战前增加了两倍半，更掌控了世界工业生产和黄金储备总量的三分之二。本土置身战火之外的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会议重建国际贸易和货币汇兑机

　制，依托马歇尔计划再次为一片焦土的欧洲大陆注入重建资金，更在冷战对峙的历史环境下建立了以北约为代表的新跨大西洋依附关系。

　历经两次大战的洗礼，不少欧洲精英们早已意识到，愈发深入和广泛的跨大西洋依附框架中其实潜藏着巨大风险。长期以来，他们不遗余力地通过创设欧共体、出台戴高乐主义、颁布新东方政策、成立欧盟、流通欧元、签订《欧盟宪法条约》等举措，力争整合力量，以图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挣脱对大西洋彼岸的依附。但不幸的是，欧洲在实现这一战略设想前，又被套上了新的“枷锁”。自 2003 年以来，脸书、推特、谷歌、苹果等一干美国科技和网络公司急速发展，美国深刻地重塑着人类的信息获取、人际交往乃至生活方式。与美国网络和科技行业深度绑定的欧洲，虽然其精英们仍力争摆脱对前者的依附，但精英们掌权必须依靠民众的选票，而民众对美国所提供的通信科技及其衍生出的传媒、社交乃至生活方式的高度依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已逐步被转化为新形态的跨大西洋依附关系。

　冷战结束后，欧盟顺势提升经济一体化程度，并朝着政治一体化稳步迈进。而美国随着国力的衰退，其与一个深度一体化的强大欧洲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越发凸显。2008 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又一次成为美国要解决的问题。随着 2009 年三大评级机构下调希腊主权债务评级，欧债危机很快被点燃。同时，美国先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策动阿拉伯之春，又从

　伊拉克撤军，并对利比亚进行军事打击。混乱的局势和力量的真空不仅引发了大规模难民潮，“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更是趁势坐大，毗邻的欧洲首当其冲。欧洲受经济困境、难民潮以及恐袭等多重要素的催动，由对极右势力长期持警惕态度，转变为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情绪逐步升温，滋生极右势力的社会土壤又一次被“翻”了出来。

　此后，在地理环境、文化语言、传统习俗等方面与美国最为接近的英国，开始上演脱欧大戏。2015 年英国疑欧派的幕后金主艾伦·班克斯便与美国极右势力代表人物史蒂夫·班农及其掌管的剑桥分析公司进行接触。美国杂志《纽约客》更刊文质疑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是一场试验，验证的是依托大数据分析技术和社交媒体推送平台，大规模引导和塑造选民投票意向的可行性。延宕三年的英国脱欧大戏开始步入尾声，不仅意味着美国依托新兴通信传媒技术为欧洲极右风潮打造的第一个样板已接近成功，更意味美国手中新“枷锁”的能力越发强大。

　如今，美国甚至以所谓的“安全风险”为由要求欧洲封锁华为。这种不遗余力的抹黑行径的背后，正是为保护新“枷锁”不受外力“破坏”的决心。因为正是由于这一“枷锁”的存在和壮大，欧洲极右势力才能继续扩大影响力，欧洲政治才能继续朝碎片化方向发展。当美股触顶引发危机的魔咒再次“显灵”，在外部影响和内部蛊惑的双重作用下，极右风潮的强大力量完全有能力对欧洲自二战以来长期尊崇的主流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欧洲团

　结一致的向心力造成致命打击。若对班农自英国宣布脱欧以来的行程予以关注，便会发现其离开白宫后多次前往巴黎、伦敦、罗马等地，并与法拉奇、勒庞、萨尔维尼等欧洲极右翼头面人物密切接触。若对这些极右政治人物所属党派的政治诉求稍加研究，便可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反对欧盟。在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若欧洲的政治精英们忙于相互攻讦，不能占据社会主流声音，整个国家将陷于激烈的内耗之中。英国 2016年举行脱欧公投以来，三换首相，两次大选，依然尘埃未定，便是明证。

　跨大西洋关系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美国或许能够继续依照自己的意愿“保持伟大”，但如果是依靠“损人”来“利己”、换取“一时伟大”，与人类整体的命运以及共同的利益相悖，则势必化为水中月、镜中花。

　（作者：任若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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